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社會以一種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仿佛一夜間進入現代性的大眾文化社會，其突出的標志是在商品經濟飛速發展的基礎上，傳統精英文化的衰落和大眾流行文化的急速擴張，同時兩者也涇渭分明地分離開來。文學作品和幾年前流行的文學抒情或政論思辨色彩濃郁的紀錄片一時無人問津，而通俗電視劇、各種娛樂電影以及電視綜藝節目則紅火一時。正是在這樣一種沒有外在巨大社會、政治壓力的文化環境中，中國紀錄片也開始從回歸性的成長走向舒展本體特性及自身能量的繁榮期，形成兩種模式分頭發展的態勢。

其一是體制內的發展革新模式，這是有強大媒體依托的組織化力量。在寬松的文化環境中媒體人不再滿足于公式化的紀錄片創作模式，而希望將自己的激情和創造性施展出來，留下真正叫作紀錄片的、讓自己滿意的作品。他們的追求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敘事方式的紀實性追求，要擺脫格里爾遜式的主題先行的表現方式，而代之以從現實對象本身的生動描述出發來收集素材，同時結合其他現代紀錄片表現手法來結構作品的方式，其代表作品是1991年中央電視臺軍事部制作的系列片《望長城》。

在這部系列紀錄片的制作中，主創者們不再蹈襲以往的解說詞加畫面的敘事模式，而是極大地提升了現場同期聲的敘事地位，由此將現實對象的原生態呈現而不是主觀意念的強力推送放在了首位，加之以平等對話為宗旨的主持人出場交流方式的親切性和將拍攝者攝入鏡頭的自我反射式的權威色彩消解性，都使得這部紀錄片成為中國體制內紀錄片創作理念改革的標志性作品，它與時代氛圍和觀眾期待的距離都有了極大的接近。類似的作品是1997年播出的系列紀錄片《鄧小平》。第二個層次是觀察視點和人文關懷對象的下移，不再將目光集中在國家大事和政治、軍事領導人身上，而開始關注普通人的生活和他們的喜怒哀樂。如此放低姿態，與電視的大眾文化性對接，順應時代文化氛圍，削減以往的生硬宣傳色彩，以求得新文化環境下的生存和發展。這與敘事方式和表現方式的變革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體制內紀錄片變革的新鮮風景。1993年2月，上海電視臺創辦《紀錄片編輯室》欄目，每期40分鐘，其定位是“聚焦時代大變革，記錄人生小故事”，因為節目內容前所未有地與觀眾自己的生活密切相關，收視率達到了30%以上，甚至超過了電視劇和新聞，并涌現了如《毛毛告狀》《半個世紀的鄉戀》《遠去的村莊》等一批優秀作品，多次在國內外電視節上獲獎。

1993年5月，中央電視臺開播的雜志型欄目《東方時空》中有一個板塊叫《生活空間》，1995年改版為短紀錄片欄目，其定位是“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其創作理念與《紀錄片編輯室》大致類似，但由于它處于中央電視臺的強大傳播構架中，因此其影響力巨大，其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注給人以極深的印象，紀錄片由此贏得許多觀眾的好感，推動了當時紀錄片創作和收視的熱潮。1993年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電視紀錄片學術委員會在北京成立，并開始一年一度的學術獎評比和作品研討。1995年中國紀錄片學術委員會組織全國多家電視臺共同開創《中國紀錄片》欄目，體制內紀錄片的變革發展走向最高點。

其二是體制外的自發創新模式，因為沒有任何體制性的任務和成敗得失的負擔，它因此比體制內專業人士的紀錄片變革行動得快，其變革的深廣度也都來得更深、更大。1990年，吳文光拍攝了《流浪北京一—最后的夢想者》，這部紀錄片首次將目光集中在非群體的個人身上，同時其主題也不再是集體主義和榮譽，而是對個人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掙扎和奮斗過程的體驗和分享。這里的被攝對象不再具有預設的社會意義，其表現手法也不再以傳統媒體慣用的宏大敘事（即一個顯得無所不能的敘述方式，其對事物及其進程的述說具有鮮明的主題性、目的性、連貫性和統一性）表面的規范性和專業性為標準，而是將個人性敘事的個性化和敘事貼近現實而不造假的真實性——紀實性作為自己最重要的價值來追求，其核心的理念是認為對宏大觀念的表現其實不關宏旨，對生活本真狀態的真實再現才是至關重要的。如此與傳統媒體紀錄片塑造典型和理想生活模式的巨大不同，使這類紀錄片獲得了“獨立紀錄電影”的稱號。其后1991年，康健寧和高國棟合作拍攝了《沙與海》，以其對普通人個人命運和內心情感的關注而獲得國際評委的高度評價，中國紀錄片首次獲得亞洲廣播電視聯合會紀錄片大獎。此外著名的獨立紀錄片還有孫增田的《最后的山神》，段錦川的《廣場》，王海兵的《藏北人家》《深山船家》，陳曉卿的《遠在北京的家》《龍脊》，張以慶《舟舟的世界》《英和白》，王小平的《遠去的村莊》，等等。

這是后來被稱為中國“新紀錄片運動”的部分成果，其中有些是獨立紀錄片電影人加入體制后施展影響的結果。顯然，這些獨立紀錄片人由于具有獨立的身份和體制外的資助，其眼光更可以看到社會邊緣人或底層人的生活，同時他們對世界紀錄片的發展潮流也更敏感、更愿意吸收其優秀的理念和方法，并毫無顧忌地運用到自己的創作實踐中，從而給當代中國的紀錄片發展提供了一種積極的刺激，使之更接近紀錄片的紀實本性而非宣傳的社會功能。然而有創新就會有模仿，有模仿就會不斷趨于極端而逐漸走向自己的反面。“新紀錄片運動”所倡導的對邊緣和底層人士自下而上的觀察、表現，不規范的拍攝方式和視覺效果，乃至個人獨立的思想和判斷，所有這些都與傳統體制性媒體的表現方式不同，于是給人一種可以隨心所欲的感覺，似乎觀點越個人化、鏡頭越晃動和模糊、剪接技巧越不在乎，總之越反傳統越好，如此“新紀錄片運動”的末流就走入了誤區，他們最后不讓人待見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