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文革”結束，社會生活逐漸回到正常的軌道，中國的紀錄片事業也開始從其扭曲的生長空間中擺脫極“左”政治的內容和表現方式，以較為正常的方式來追回曾經被壓抑的生長空間，其題材表現的范圍、思想傾向的多樣性和影片的制作及呈現方式都得到了相當的伸展和釋放，加之與迅速發展的現代傳播媒體的結合，相對于前一時期的紀錄片來說，給人以急速生長的感覺。當然這一時期的生長仍然帶有上一時期紀錄片制作方式的鮮明烙印，即其作品與其說是“紀錄片”，不如說是“專題片”來得確切，其思維和表現方式的整體改變還有待時日，但畢竟已曙光初現。

首先，是紀錄片題材的范圍和主題思想的傾向性范圍得到了極大的拓展，以前如果不是表現黨、政、軍活動的國家大事或表現革命和戰爭的題材，或如果不是表現革命及其相關感情，則片子往往很難得到批準，這一時期則得到了較大的改觀。一些表現歷史文化遺產、地理名勝和藝術家生平成就的人文、藝術類紀錄片得以問世，如《絲綢之路》《話說長江》《唐蕃古道》《哈爾濱的夏天》《雕塑家劉煥章》《路》（表現舞蹈家陳愛蓮的藝術成就)等等，給人們耳目一新的感覺。另一方面，體現思想領域的開放和探索尺度有所寬容的政論性紀錄片也開始一展拳腳，高聲縱論，將上一時期的抒情性散文體紀錄片發揚光大。比如宣傳改革的政論片《迎接挑戰》（1986年），系列文獻紀錄片《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1987年），探討中國社會發展道路之得失的政論片《河殤》（1988年）等，都給人帶來一時的興奮和期盼。

其次，是制作方式的現代化和與電視媒體的結合，使得這一時期的紀錄片呈現出一種新氣象。新氣象之一是系列性大型紀錄片迭出，如《絲綢之路》是15集系列，《話說長江》是25集系列，《話說運河》是35集系列。這些大型系列紀錄片的誕生，一方面是制作者們的創作思維和藝術技巧全面拓展和提升的結果，如中日合拍的《絲綢之路》突出影片的紀實逼真性和生動性，將中國古代文化的深廣內涵如實而震撼性地展現在觀眾的面前；《話說長江》則將浩瀚的素材以傳統中國敘事藝術的形式“章回體小說”加以統馭，再輔之以創新性的主持人的運用，使得影片豐富的內容得以生動而通俗地體現；此外，這些作品還采用精彩畫面摘要提前的編排形式、邊拍攝邊編邊播的播出形式和全程設置制作方與觀眾交流環節的形式，使中國紀錄片的創作水平達到了一個新的臺階。另一方面是電視媒體的發達，使紀錄片有了一個從容呈現自身魅力的平臺，而紀錄片制作和展播緊密與電視媒體結合，則是現代紀錄片發展模式的一個基本特征，它迎合了現代受眾的日常文化生活需要，同時也與現代傳媒的運行機制相適應，使紀錄片不再僅僅是電影的一個種類，而基本上成為電視大家族的一員。下一時期的90年代初，中國傳統電影制片廠紛紛并入電視媒體，如1993年中央新聞紀錄片廠并入中央電視臺，上海科教電影制片廠并入上海電視臺，八一電影制片廠的紀錄片制作也移交解放軍電視制作中心，等等，便是這一趨勢的具體表現。

第三，是紀錄片的電視欄目化，這是上述紀錄片新氣象的另一種相關表現，中國紀錄片正是在這一時期完成了從電影形式到電視形式到轉換。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紀錄片的產量顯著增加，每年有近200部（集)，但卻沒有足夠的渠道播映。于是中央電視臺相繼開設了《祖國各地》《兄弟民族》《神州風采》等短紀錄片欄目，以供這些作品播出。尤其是70年代末即已設立的紀實電視欄目《祖國各地》，以固定的時間和規范的長度播出風光類紀錄片，不僅培養了觀眾的收視興趣和習慣，也給紀錄片制作提供了極好的平臺。1988年開播的《地方臺50分鐘》一年后改為《地方臺30分鐘》，專門播放各地電視臺攝制的優秀電視紀錄片，起到了一個檢閱平臺和人才扶持基地的作用，極大地推動了紀錄片在中國的發展，各地電視臺紛紛設立電視紀錄片欄目，如《長城內外》《嶺南風云》《浦江新貌》《錦繡八閩》等等，由此逐步形成中央和地方兩大紀錄片創作群體，并促成了一大批優秀紀錄片作品的誕生，如《兩個孤兒》獲日本紀錄片大獎，《半個世紀的鄉戀》獲國際華語電視周金龍獎，《沙與海》獲亞廣聯大獎，《龍脊》和《回家》獲四川國際電視節金熊獎，等等。

綜上所述，這一時期的紀錄片創作呈現出一種蓬勃生長的態勢，既將以往被扭曲的一些發展枝條扶順，也開始讓新枝芽在新的天地中茁壯成長。其題材范圍和主題范圍突破了單調的國家大事和革命激情，廣泛涉及歷史、文化、民族、宗教、風光和人物等方面，而表現形式則在傳統強調主體敘事的模式之外，也開始注重紀實性的記錄方式和多種表現元素，如主持人的運用，等等。但畢竟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文化環境的發展和變革程度與以往相比變化不大，因此紀錄片的許多思維方式和表現方式也都有以往習慣的頑強延續，諸如主題先行，思想表達壓倒現實呈現；文學趣味濃郁，往往以想象粉飾現實的粗糙；而最主要的還是紀錄片思維模式的“形象化的政論”觀念影響深遠，使得相當多的紀錄片仍然以解說詞統帥畫面的方式來進行敘事，現實的真實很少得到真正的尊重，從而難以擺脫濃厚的宣傳、教育色彩，也不能令觀眾產生由衷的共鳴。這些問題都有待下一個時期的實踐來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