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虛構”一直是紀錄片確認自身特性的根本要點，是經典大師們所信奉的紀錄片藝術的基本準則。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消費文化的持續繁榮和后現代哲學思潮的漸入人心，西方社會對紀錄片的特性則有了不同的看法，美國《鄉村之聲》報評論家艾米·托賓指出：“1991年出現的四五部影片，使紀錄電影走上了多樣化的航線。現在，紀錄電影已經走上了一條新路。”美國電影理論家林達·威廉姆斯則以“新紀錄電影”一詞概括了創作界的新傾向。他認為新紀錄電影滿足了部分觀眾了解現實的渴望，其所表現的真實與人們期待的紀錄電影的真實相吻合，這種真實是由紀錄電影的創作者通過操縱的手段制造和建構的，不管是在攝影機前還是在攝影機后。

這種紀錄片理念的出現應該是西方技術發展達到了一種令人迷惑的程度的結果，因為電子計算機時代的影像已經不再能夠被稱作“映照著物體、人物和事件的視覺真實的‘有記憶的鏡子””，而是變成了對真實進行歪曲和篡改的產物，因為這個時代的影像最終都是以計算機技術為基礎來進行處理的，而計算機處理影像的結果是解除了它的機械真實性，而代之以電子數據的可任意修改性。既然影像可由計算機處理而撒謊，則傳統的紀錄電影的“非虛構”的理念也就失去了意義。

因此新紀錄電影雖然承認紀錄片不是故事片，也不應混同于故事片，但紀錄片卻可以，而且應該采取一切虛構手段與策略來到達最終的真實。因為既然計算機技術瓦解了以往所有電影手段記錄真實的可靠性，那么不管是虛構還是非虛構的方法，都僅僅只是一種手段而已，只有內心追求真實的真誠態度和信念才是真實性的保證。因此新紀錄電影主張：“電影無法揭示事件的真實，只能表現構建競爭性真實的思想形態和意識，我們可以借助故事片大師的敘事方法摘清事件的意義。”這也就是說，簡單的機械記錄哪怕栩栩如生，也不能保證整部影片的真實，只有突破機械記錄的真實觀，而以各種更積極的選擇、提煉、歸納等觀察和分析現實的方法來處理現實，才更有望接近現實的真相。所以新紀錄電影的虛構策略也不同于以往的簡單搬演和重構，也有別于故事片的虛構手段，威廉姆斯稱之為“新虛構化”。其本質特點就是可以用各種方法來構造影像，只要它們最終的效果與人們心中所期望的現實接近，而非純粹的編造和歪曲即可。

這樣一種紀錄片的新理念，不僅符合當代世界的高技術環境的特點，也是充分理解消費文化的繁榮對觀眾心理的重新塑造的結果。當代世界的影像制造能力幾乎無所不能，信息傳播的速度也前所未有，人們對任何五花八門的影像都已經見怪不怪，也難以相信什么影像不能被制造出來，因此對于紀錄片，他們只相信根據自己的切身經驗和知識素養而能夠有所印證和共鳴的影像，或者將其作為純榨的娛樂性信息來對待而只求戲劇性和趣味性，至于該影像是否真實存在許多時候往往是不被認真對待的。這就提示當代紀錄片人，內心追求真實而又給觀眾以觀影樂趣，是當代紀錄片制作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兩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