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于本能的弗拉哈迪和前衛的維爾托夫，格里爾遜可以說是一個理性的、各方面綜合平衡的紀錄片理念締造者，這也與英國人的冷靜而善于妥協的紳士風度頗為吻合。格里爾遜不僅發明了紀錄片的正式稱謂，還締造了影像深遠的英國紀錄片運動，培養了一大批推動紀錄片發展的年輕人，使得紀錄片真正成為一種具有強大文化影響的影像類型。

約翰·格里爾遜（1898-1972），出身于蘇格蘭一個文化和政治氣氛濃郁的教師家庭，父母都是社會改良運動的積極分子，在家庭的影響下，格里爾遜在中學時就一直投身于各種社會改革活動，但在政治上他始終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拒絕參加任何政黨。在大學攻讀倫理學期間，格里爾遜注意到電影的影響力，畢業后他爭取到獎學金，前往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社會學和大眾傳播，由此進一步認識到工業化社會中電影和其他大眾傳播方式的巨大威力——它們將成為塑造公眾意識形態的最有效手段。在美國期間，他還跑到好萊塢去考察電影制作，結識了卓別林、斯約史特羅姆等一批著名電影家，開始更深入地思考如何以電影來影響公眾思想的問題。在分析了美國票房的數據以后，他對好萊塢電影的社會作用頗為失望，因而更堅定了他要發展電影的實際社會作用的思想。

1926年2月8日，美國《太陽報》發表了他對弗拉哈迪的紀錄片《摩阿那》的評論，在該文中格里爾遜首次使用了Documentary(紀錄電影）一詞，該詞后來成為紀錄片與虛構類影片分庭抗禮的旗幟，而在稍后發表的《紀錄片的首要原則》一文中，格里爾遜解釋紀錄片的特征時說：“迄今為止，我們把所有根據自然素材制作的影片都歸入紀錄片的范疇……上述影片中的每一類都代表著不同的觀察質量、不同的觀察意圖。組織素材的能力和抱負也很不相同，所以我建議，在對低層次的影片稍加評述之后，紀錄片這個稱謂只留給高層次的影片。”“重要的是，首先要分清如下兩種表現方法之間的區別：一個是僅僅描述主題的表面價值，一個是更加有力地解釋主題的真實。你不僅要拍攝自然的生活，而且要通過細節的并置創造性地闡釋自然的生活。”顯然，格里爾遜在自己的紀錄片旗幟上大書的是社會意義和事物的本質這樣的概念，他認為一部紀實的影片如果達不到這樣的要求，就不能稱為真正的紀錄片。因此他雖然對弗拉哈迪紀錄片中充溢的人性詩意贊不絕口，但仍然表達了他的遺憾，即弗拉哈迪過多地將鏡頭對準原始居民的奇麗浪漫的生活場景，而對現實生活中人們的緊迫社會問題則較少關注。

1926年12月，愛森斯坦的《戰艦波將金號》在美國上映，格里爾遜為其制作了英語字幕，同時對影片的內容做了若干刪減。由此，他不僅感受到這部影片在政治宣傳上的震撼力，而且在技術細節上領會到蒙太奇剪輯手法的巨大表現力。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實際的范例，教給他如何將一個改造社會的政治理想轉化為一個富有生動感染力的電影形式。正是與上述兩位紀錄片大師及其作品的親密接觸，以及對這兩種風格電影的比較、分析和鑒別，加上自己在美國留學和早年家庭生活的深刻影響，使格里爾遜形成了自己的紀錄片電影理念，那就是強調自然素材的使用，強調透過現象發掘事物的本質，強調電影要發揮其強大的感染力以利于對公眾的思想教育和啟蒙作用。長期對社會改革與進步的關注，以及對提高公眾思想意識水平的自覺意識，都融入了他的紀錄片電影理念之中，使其紀錄片思想中具有強烈的宣傳教育色彩，他認為影像“能夠進行直觀的描述、簡約的分析和得出導向性的結論，通過節奏和豐富的想象還能具有雄辯的說服力……”，“我視電影為講壇，我自覺地以一個宣講者的方式來利用它”。

1927年回到英國，格里爾遜開始努力追求自己紀錄片理想的實現。在美國時他已經看到紀錄片制作不可能得到好萊塢明星制式的商業贊助，于是他向英國政府相關機構尋求支持。英國“帝國商品推銷局”是一個負責傳播各種英國產品聲譽，并贊助其相關研究的機構，該機構也正籌劃一項宣傳計劃：通過促進貿易來維系日益衰敗的大英帝國紐帶。格里爾遜推薦了自己的紀錄片拍攝建議，經過一番周折，獲得了2500英鎊的特別撥款，于是用兩年多時間拍成了他的經典作品《漂網漁船》，并受到各界人士的廣泛好評。

該片生動地展現了格里爾遜的紀錄片理念，以實拍的方式將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和勞動場面生動地展現在觀眾的面前；其對自然海浪、海鳥、漁船機械、魚群等奇景的展現并不僅僅是獵奇，更是與對捕魚工人的生活狀況和英國工業發展前景的揭示結合在一起，為宜傳英國的捕撈業和工業化進行一種直觀展示，以便觀眾從中得到啟發和引導。作為一個有自覺理論的紀錄片創作先驅，他較好地平衡了紀錄片中的各種元素，既有對現實景象的紀實，又有運用蒙太奇手法而制造的各種有趣而生活化的畫面組合，為影片帶來了新鮮、活潑的視覺效果，在達到宣傳效果的同時使紀錄片實現了促進社會進步和發展的作用，由此他把現實、娛樂、宣傳和實用等要素融為一體，為后來英國紀錄片學派的發展樹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