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理論的認識：一文深入了解紀錄片

在關于紀錄片的傳統概念和認識中，真實性、客觀紀實性、非虛構都被作為紀錄片的本質屬性來看待，我們從以下的定義和論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紀實性是電視紀錄片的特點。它從現實生活或歷史事件中選取有典型意義的事實加以反映，以求真實地反映生活。它所拍攝紀錄的是真人真事，不允許虛構、扮演。在遵循真實性原則的基礎上，可用比喻、象征、聯想、對比等藝術手法，多層次、多角度地反映生活以加強藝術感染力。”

“紀錄片，一種排除虛構的影片。它具有一種吸引人的、有說服力的主題或觀點，但它是從現實生活中汲取素材，并用剪輯和音響來增進作品的感染力。”電視紀錄片是“通過非虛構的藝術手法，直接從現實生活中選取形象和音響素材，直接地表現客觀事物以及作者對這一事物的認識的紀實性電視片”。

紀實影片“為了原始的素材而排斥虛構”，它“集中于物質現實”，“任何紀錄片，不管其目的如何，都是傾向于表現現實的”。在這些定義和論述中，真實性、客觀紀實性、非虛構性等諸多特征都指向一點：現實生活。紀錄片被作為現實生活的一面“具有記憶的鏡子”來看待，而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也被看作為紀錄片的標志性特征，真實性、客觀紀實性、非虛構性都由此衍生而來。

然而，在團世紀年代中后期和年代初期，在后現代思潮的影響之下，出現了一批與傳統紀錄電影迥然有別的紀錄片，通過對虛構手段的肯定而向傳統的紀錄片創作手法提出了挑戰。這些紀錄片被稱為新紀錄電影，“從前人們過于相信攝影機反映某些基本社會對象的客觀真實的能力（通常，這種印象是由那些表現無權無勢的普通百姓遭受剝削和不公待遇的社會紀實性紀錄片而形成的），所以現在他們對影像的客觀性失去信任，從虛無主義的角度來看，似乎意味著對終極真實（罐辛所持的蠻橫、玩世不恭和漠視態度……當給人帶來創傷的歷史事件無法用任何簡單的或單面的‘具有記憶的鏡子’進行表現（就捕捉事件本來面目的真實而言）時，這些事件確實構成了一道消逝的視界，而這些影片正是要努力喚起人們對它的記憶。”

探索頻道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而迅速發展起來的，盡管我們難以找出它與新紀錄片電影在理論上的直接聯系，但其中的親緣關系卻是顯而易見的。它們共同的理論基礎是后現代主義理論，而“后現代主義理論是大眾文化的思想理論形態，大眾文化則是后現代主義理論的現實化。大眾文化的主要形式是娛樂，而提供和支持這種娛樂的正是后現代主義藝術。因此可以說是后現代主義藝術給大眾文化提供藝術和美學支持”。因而，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新紀錄電影從精英文化層面、探索頻道從大眾文化層面，共同展開了對后現代主義的影像演繹，構成了對傳統紀錄理念的巨大沖擊。

需要指出的是，后現代理論是一個復雜的、充滿矛盾的復合體，表現在紀錄片創作方面也極為復雜。作為精英文化的新紀錄電影并沒有放棄對現實生活的執著與眷戀，只不過它是在對傳統手法的否定中來達成其對真實性的追求，正如懷斯曼所說：“我結構影片的目的是希望它上升到一個抽象層次，在抽象層次上，影片就成為了對社會問題的隱喻。”而作為大眾文化的探索頻道則與商業性揉合在一起，以娛樂化的追求消解了對現實的關注，將觀眾引入一個新奇、虛幻的影像時空之中，通過視覺快感達到想象的能指。

在藝術表現上，探索頻道要比新紀錄電影更靈活、走得更遠，工具理性占據絕對的統治地位，充分展現了現代技術在影像構造上的魅力，使紀錄片徹底擺脫了現實的束縛，日益成為一種視覺文化的奇觀。在常規手段的運用上，它經常借鑒醞災的手法，通過快速切換、疊化、快放、慢放等編輯技巧，形成畫面的視覺沖擊；使用特寫鏡頭，放大、強調拍攝對象的某一細微動作或表情，這一方面讓觀眾能夠細致地觀察，另一方面也造成觀眾的緊張期待，從而誘導、迫使觀眾引起注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新技術的運用，或使用遠焦距、高清晰鏡頭進行拍攝，使平時難以見到的畫面得以清晰展現，由此而滿足觀眾的獵奇心理；或使用逼真的三維動畫技術來制造一個虛擬的世界，如遠古的恐龍世界、人類自然視野之外的微觀世界、太空星球運動之類的宏觀世界，等等。

與探索頻道一脈相承的《探索·發現》、《見證》等欄目，也十分注重從時尚文化中尋找靈感和表現技巧，利用數字技術探索新的藝術手法和形式。如《探索·發現》“教科文行動”系列中《孔府、孔廟、孔林》一集，大部分畫面素材由扮演而來，通過寫意、虛化的表現，以大遠景來表現人物活動，從而加強作品的歷史感。而系列片《狙擊英雄》最后一節講述張桃芳如何戰勝敵方狙擊高手時，通過一系列的懸念，配以扮演，把怎樣被壓制、怎樣轉移、怎樣擊斃的過程生動地講述出來，從而增強了現場感。

應該說，社會的發展與技術的進步極大地拓展了紀錄片的表現手段，為紀錄片表現現實生活提供了無限的可能，并由此對傳統的紀錄理念形成了一定的沖擊，但這些并不足以改變紀錄片的本質屬性，這就是人們對現實的關注、對真的追求。然而，一旦當這些新的技術與手段在娛樂化旗幟之下與商業因素相結合，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將紀錄片作為牟取利益的工具，誘導觀眾進入遠離現實的虛幻時空之中，我們就不能不重申紀錄片與現實生活的關系，不能不考慮紀錄片應該承擔的責任與使命。

有學者在論述當代影視文化時指出：“現實的文化層面，即后現代的大眾文化層面：在全球條件下，文化越來越成為一種公共文化、消費的文化。哪哲學和美學層面，它由諸多的理論家、思想家共同構筑而成的一個既相互印證又充滿矛盾的多元化的當代西方文化理論格局。‘復制’的技術層面，技術復制的影像在游戲中遮掩了現實，電影語言的技術性甚至扭曲了現實，工具理性壓過主體意識的獨立。”誠哉斯言！我們并不是籠統地反對娛樂化，實質上，娛樂化已經成為當代審美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當娛樂化無限制地膨脹，遮掩了紀錄片作為對現實生活的真實紀錄這一本質屬性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對它保持應有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