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學派主要拍攝以旁白為主、直接陳述方式的紀錄電影。

約翰·格里爾遜（1898一1972）出生于蘇格蘭的一個教師家庭，父親是一位教師，在當地最早將電影引入教育領域中，而母親在政治觀念上頗為激進，他們是社會主義思想的信奉者，家庭的熏陶使得格里爾遜幼年時便熱衷政治，熟知工人運動。曾獲洛克菲勒獎學金，赴美國學習社會學，在美期間對電影發生興趣。1920年代回國后說服大英帝國的商品行銷局（類似于我國現在的商業部）出資拍攝紀錄片，并以《漂網漁船》（1929）一片技驚四座，就此開創“紀錄電影”這一電影的新樣式，被稱為英國的“紀錄電影之父”。此后，他在英國開辦紀錄電影學校，培養出一批紀錄電影制作人才，制作出一批優秀的紀錄片，形成一個學派，史稱“英國紀錄電影學派”。

形成于“二戰”以前的格里爾遜式傳統是指直接宣導的一種風格：由約翰·格里爾遜所提倡的直接陳述的方式——影像退后，旁白或解說有效支配影像、占據主體。它采用一種想當然的權威人士口吻，發出不在銀幕上出現的人的有些傲慢的旁白。影像被當作了解說圖示，它傳達的似乎是“上帝的聲音”。格里爾遜式是歷史上第一種發展得比較完整成功的紀錄片模式。

格里爾遜式的“伴有音樂的解說詞”的直接宣講的敘事策略得益于電影史上一次革命性的技術進步——1929年有聲片的出現。在他領導下的英國紀錄電影學派的導演們拍攝的《飄網漁船》（1929)、由政府資助的《夜郵》、《錫蘭之歌》（1935）、《住房問題》（1935)、《煤礦工人》（1936）等反映社會問題的影片，大都有人工“打造”的痕跡：為了更好地表現主題，去選擇利于導演立場的材料并對其材料進行重新編輯，即他的“對現實的創造性處理”。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格里爾遜式傳統成了紀錄電影的標準模式。例如蘇聯的《普通法西斯》（1965)，美國的《我們為何而戰》（1942-1945)，德國、我國也相繼出現了一批這樣的電影。它們都和特定的政治說教有關，是時代的產物。

目前我國主流媒體在表現一些宏大歷史敘事和重大題材時還常采用這種模式。“二戰”后格里爾遜式模式變得不受歡迎，觀眾越來越反感那種無視觀眾思考力和想象力而一味灌輸的主觀意識。不過這類影片也有運用得很恰當或有所改進和發展的，像歷史、人物傳記和探索發現類的紀錄片，有一個比較客觀的第三人稱旁白，或是導演自述、或是片中主人公及其他人物的獨白，增加了它的親近性和客觀真實感。《失落的文明》《故宮》等就是前些年這類影片中的優秀之作。

格里爾遜的主要觀點及啟示意義：

（一）重視紀錄電影的社會教育功能，強調創作要面對現實，剖析社會問題。

(二）主張把電影直接用于宣傳教育，把電影院作為講壇，為改造社會服務；影院作為講壇，為改造社會服務。

（三）主張“創造性地處理生活場景”，允許使用“搬演”“重構”。